随着“督察司”亲自下场，舆论风向陡然改变，凭借着巨大的信息差和朝廷的权威，王尚礼和刘体纯一个月内便平息了钱庄挤兑和农兵工匠们聚众闹事的问题，并突破性地实现了两者的“梦幻联动”。
钱庄里绝大部分存款都是军户和工匠家庭的资产，既然鞑子来破坏，那为了大战的胜利,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加班加点训练和工作便不应该有什么怨言了。
于是乎，在孙可望先进理论的指导下，这些他特意培养出来的所谓“特权阶级”，不仅钱被朝廷挪用了，人还得替朝廷干活，不仅得自备口粮，还得感恩戴德，可谓“前所未有之奇事”。
当然,孙可望这个后世来的人，大西军，大顺军这些农民起义军，在这个时代，对待平民百姓，已经算得上是最好的了。
政治上的事情，本来就没有那么多非黑即白。孙可望和一众亲信在云贵川，在湘桂等地推行的措施可以说具有相当的先进性，更让西南的绝大多数百姓过上了相对“安居乐业”的生活，享受着更加清廉的政治，更加平等的关系，且不必受到民族压迫。
但同样的,若是将他们,或者孙可望视为“解放者”,视为一心为国为民的“义士”，那就有点太幼稚了。
永历-大西复合政权只不过是因为孙可望的到来,装饰上了一点“现代”的色彩,有了更多的人情味，更加先进的理论和工具。但其核心，还是不变的，便是孙可望这个后世来的人，也不可避免地被权力一点点异化。
换言之，这是一个封建时代的政治集团，人口百姓就如同粮食煤铁一样，只不过是资源中的一种，无论他们是何种态度，都只能被迫接受政治集团的态度，资源从来没有选择的权利。
当然，人作为一种资源，是最必不可少的，最优质的，但也是最不可控，这正是孙可望所作所为背后的逻辑基础。
除了绝对的暴力工具以外，在明面上还需要采取种种谎言加以欺骗，才能让他们心甘情愿卖力干活。所以,孙可望才需要如此大费周章，辗转腾挪！
而如此一番操作之后,效果也是显着的，因为朝廷钱粮不足所造成的农兵预备役训练计划和工坊生产计划搁置得以解决。
为了供应前线军需，“长沙武器局”，“常德武器局”沿河的各大工坊外，各种各样的水力机械夜以继日运行，刘体纯又下令征集了一万多民夫进入武器工坊服徭役，两大武器局在大战之前，每月仅火枪的产量就迅速提升到了六千支以上，基本上能满足大军作战的火枪补给需求。
在合理的激励制度下，岳麓书院的科技学堂和工匠们自发创新，又有不少西方来的机械书籍辅助，使得各个工坊都制造出来不少节省人力，提升效率的工具，也让各个工坊的生产效率大大提升。
甚至，孙可望心心念念的燧发枪，也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击发点火率已经达到了实战水平，零件也大大减少，成本目前更是降低到了火绳枪的一倍左右。
不过，在产能限制之下，燧发枪和刺刀的生产并没能铺开，孙可望依旧以尽可能多的装备大军火器为目的。
毕竟，这种月产量超过六千支的加急生产并不能长期维系，除了武器工坊以外，前线所需的粮食，燃料，武器都需要征集徭役运输，还有后方各种防御工程的构筑，矿石的加量开采，以西南六省的人力，在农耕时节根本不足以支撑如此繁重的徭役。而一旦影响了粮食生产，出现了粮荒，那局势就极有可能从内部崩坏了。
这些也就是孙可望认为此战绝不能一败的原因了。否则以西南六省的人力物力财力，就算抵挡住了清廷的下一次进攻，两三年内也再无能力组织起这样的大会战了。
战争的胜负，更大程度取决于的是背后的这些因素。正是这些背后的决定性因素，让二十多万大西军人饱马腾，士气高昂。
在原本的历史上，孙可望岔路口一战没能取胜，明清双方之后几年在湘西的小规模交战不断，但谁也无力组织起战略性的进攻。
洪承畴经营西南防线多年，组织了十数万大军，耗费了数千万两白银，使得清廷的财政由每年百万两盈余到数百两赤字，最终还是在孙李内讧的情况下，战局才进展如此顺利。
而财政状况远好于清廷的孙可望，在更早就能组织起大反攻，只是因为内部不和，刘文秀不愿用力，以至于出师未捷，“长江大战”虎头蛇尾就结束了。
而现在，继承了明朝廷体制的清廷，基层存在大量蛀虫，财政效率更加比不上孙可望执掌的永历-大西复合政权，只要这一战胜了，孙可望能够攻取湖北，江西，弥补当前巨大的财政赤字；歼灭数万清军野战主力，使得其在江南地区难以进行有效部署，那清廷就必败无疑了！
而暂时解决了内部不稳的问题之后，孙可望也随即开始进行最后的战前准备。
在这场足以决定双方命运的大战之前，少不了的就是各种封赏鼓舞大军士气。孙可望虽然拿不出真金白银来，但是各种荣誉性的虚职，钱庄的票据，以及新推出的勋章，自然是少不了的。至于这些荣誉，空头支票的兑现，自然是大战胜利之后的事情了！
大军全线拔营，开赴前线之前，孙可望计划在全军进行授勋仪式，以表彰近几年在抗清战场上英勇战斗的将士，树立榜样。而醴陵城外的那场遭遇战，已经被塑造起来的七人，自然是此次授勋仪式的重点。
与此同时，如今绝大部分野战军都已经调往了前线，湖南腹地，长沙城内皆是一片空虚，孙可望还需要在行都长沙举行一场声势浩大的阅兵仪式，给空虚的长沙城打气，以稳定人心。
永历八年初，西元1654年，经过了近一年的筹备之后，一场新的大战即将在在西南大地打响，明清双方也将迎来决定各自命运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