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乌云笼罩西南大地，明清双方都在紧张地进行着战前的最后准备。
孙可望离开了白文选麾下中军驻扎的湘阴-益阳一带之后，又前往常德，一方面是检阅汇聚于此休整，补充军需物资，准备开往前线的贺九仪麾下后军，另一方面也是检查“常德武器局”的运行情况。
“常德武器局”在王应龙的亲自监工督造之下,历时半年最终建成开工。随后，在刘体纯的协助下，“长沙武器局”三分之一的工匠迁移于此。
与此同时，孙可望在“长沙武器局”推行的一系列生产方式，管理方式，组织方式的改革紧也随而至，甚至还进行了更加彻底的改革。
“分工”,“量化考核”，“规范化,标准化作业”，以及更加平等的工匠关系，对创新的鼓励和保护，都让这两座武器局在这个时代拥有着遥遥领先于其他工坊的生产效率。
孙可望没有能力推动科技的大发展，但这些后世花费了几十几百年时间才总结研究出来的管理制度，组织制度，甚至是金融创新，他倒算得上是半个行家。
不过，孙可望筹备“常德武器局”的最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保障军需供应的安全，在广州武器局筹办起来之前，湖广十几万大军的军需供应若是仅仅仰赖紧靠江西的长沙，那孙可望就很难真正放得开手脚，全力进攻武昌了。
而且，相比于长沙，云南，贵州和湘西等地的铜料,煤炭等制造武器所必须的原材料由沅水顺流而下，很快就能抵达常德，使得武器制造的成本大大降低。
在常德查处了几个武器局的贪腐官员，又在贺九仪军中借故恩威并施了一番之后，孙可望借口卢名臣派出的水师主力还没返回，亲自前往驻扎在澧州的李来亨大军军中，对外自然是声称要和这个亲如兄弟的大明“兴王”好好叙叙旧。
孙可望对李来亨的限制不多，除了要求他在接下来的大战中牵制鄂西的清军主力，伺机渡江攻打荆州，拖住湖北绿营以外，并没有其他任何要求。
他很清楚这个人和刘文秀差不多，在这个乱世之中，算得上一股清流，而且一心抗清，除了要为大顺军余部争取前途之外，并没有什么歪心思，更没有太大的野心。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大顺军余部已经被孙可望分化，李来亨虽然已经封王,但没有封地的王爵只是一项荣誉称号，他的实力不过是比冯双礼，马进忠等人强一些罢了，根本不能威胁孙可望的大权。
在李来亨军中检阅了一番，又慷慨地给了些封赏之后，孙可望和李来亨随即召集诸将，就鄂西的战局进行了例行复盘，确定了一些一定要达成的战略目标之后，孙可望便不再过问具体事宜，对李来亨表现出了充足的信任。
心满意足地离开了李来亨大军之后，孙可望又登上了卢名臣所在的楼船，亲自检阅了这支重金打造的“长江水师”。这是孙可望此次东征，隔绝清军，攻克武昌这座军事重镇的关键。
虽说这些木制战船最大的也就是四五百料，船身长不过十丈，在后世根本不值一提，但在这个时代，几十上百艘大小战船在广阔无垠的洞庭湖上劈风斩浪，千帆竞过，可谓是“浩浩荡荡”。
而且，在卢名臣的指挥下，这支水师已经持续骚扰武昌汉阳等地数月，仅仅是从那里抢回的大小船只就让孙可望回本了。
也正是有了这许多从武昌，汉阳抢来的船只，依靠横贯湖南的湘江水系，大西军的物资转运效率大大提升，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而前前后后花费了近两个月，将近十万大军悉数检阅了一番，成功实现了自己的目的之后，孙可望在刘体纯和王尚礼的催促下，又赶紧回到了长沙，进行大战之前的最后准备。
他前脚刚刚回到长沙王府，后脚王尚礼和刘体纯就赶来了，似乎有万分紧急的事情。孙可望一问，才知道是钱庄出事了。
为了更好地掌控统治区内的资源流动，也为了更加方便地榨取财富，孙可望以朝廷信誉和军事实力为根基，在统治区内的主要城市开设了“大明钱庄”，并利用军需采购，士兵军饷，工匠，管庄，官吏等的薪酬以及所谓的养老金，抚恤金的筹备，将钱庄迅速推入了市场。
就如同孙可望在管理方式和生产方式上的微创新一样，钱庄方面也同样进行了不少领先于时代的创新，再加上在孙可望的授意下，刘体纯软硬兼施，西南地区的其他钱庄只能被迫加入或主动消失，永历-大西复合政权控制区内，自此只剩下了这一家钱庄。
孙可望做那么多，以管理和组织形式的创新提高效率，促进西南经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是一方面，为了挪用军户工匠，富商官吏们的存款，抚恤金，养老金作为大战的军费则是同样重要的另外一方面。
毕竟，他在湖南，广西没有办法像在云贵的时候一样，掌控一切社会资源，还得为新增的十万水陆大军，广东的战争，以及比清军绿营兵更加齐全先进的装备买单，仅靠正常的税收很难短时间完成。
永历六年，四川，广西，湖南三省大战已经将大西军经营云南五年的积累消耗一空。虽然孙可望也获得了湖南，广西，广东三省数百万人口，数十万顷土地的战争资源，但要在不到一年时间内，为了广东大战，为第二轮东征北伐做准备，只能采取些非常的手段了。
毕竟，清廷可不会等他缓缓为之，稳步推进。若是等两三年之后再打，恐怕就要被洪承畴，岳乐等人彻底困在西南了。
但摆在明面上的敲诈勒索，吃大户更不是明智之举，孙可望有后世的学识和经历，自然有了降维打击的手段。
反正，钱庄账户里的钱又没有人监管，商人之间交易，军队朝廷的采购又都是票据交割，里面的真金白银，孙可望想怎么用都行，只要留有准备金，避免挤兑发生就行了。
湖南，广西，广东三省还有很多没被孙可望控制的资源，这些地方的人自然是不愿意使用票据的，但孙可望用真金白银和他们交易，那就不一样了。
只是，孙可望低估了百姓的小心谨慎，他的敛财手段最终还是被怀疑了，并在不少地方已经传开，甚至有了逐步扩大的风险。
“国主，此事要如何处理？现在安化，宁乡等地的钱庄已经借故关闭了，之前要取钱的军户，商人都已经足额兑付，但若是事态扩展，钱庄里的准备金恐怕远远不够。”王尚礼拱手拢袖，一脸急切地汇报道。
“臣也让人专门核算了一遍，现在十几万军户，商人手上的票据已经超过了钱庄全部存银的三倍。若是东窗事发，朝廷的威信恐怕将毁于一旦，便是军中，也是要出乱子的。”刘体纯也跟着出言道。
孙可望此时正在房中左右踱步，思考着应对之策。王尚礼和刘体纯看着孙可望，对视了一眼之后，又拱手抱拳，垂头以对，没有再说话。
开弓没有回头箭，孙可望当初要弄钱庄，搞财政赤字实现扩军备战的奇迹，便想到迟早会有那么一天，只是没想到会那么快。如果等到湖北，江西被收复，广东的财税体系走上正轨，他是可以通过战争把这些赤字弥补回来的。
而现在，钱庄里面的钱除了少数的准备金，基本上都已经用来购买各地乡绅藏在地窖里的粮食，两广铁料，以及澳门的火炮火枪，支付军饷了，短时间内不可能弥补回来。
“这样......”孙可望，忽然停了下来，手指点了点，说道：“提督，去监狱里找几个犯事的人，然后写一份布告，就说有人冒领军户存在钱庄里的钱，然后去妓院，酒楼挥霍一空了。总之，要往百姓最愿意相信，最厌恶的方向去写。
军户是国家的根基，朝廷为了保护他们的财产安全，今后钱庄取现要提前两日申请，要说明原因，还要限额。而且大战在即，钱庄的人都派到各个战场去助战了，人手紧缺，要是真的有很多人来排队，就让他们排着好了。
但一定要让那些确实急需钱的人领到，所以在原因审查那里，你们要做好文章，卡好人数，分化要取现的储户。既要给他们希望，不把路堵死，又要达到我们的目的。这些人要是全部一起来闹，事情会不受控制的......”
孙可望顿了顿，还没等王尚礼和刘体纯说话，就又继续说道：“对了，记得，这是鞑子搞的鬼，让督察司派人往那方面去引导，这样才能转移注意力。只要涉及到鞑子，百姓自然是相信朝廷的，要是谁敢怀疑，就一顶汉奸的帽子扣过去，事情就好办得多了。”
孙可望身处如此局势之中，所作所为所言本就十分矛盾。他虽然想要为这个文明引入活水，进行制度创新，思想革命。但为了大战的最终胜利，他又无所不用其极，蔑视任何制度和律法，无论任何人，任何制度，若是他有余力，便还能商量。可若不是，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而王尚礼和刘体纯听罢，随即拱手领命，脸上没有任何惊讶之色，到了他们这样的位置，下面那些人的命比之猪狗都不如，更别说只是挪用百姓的钱财了。而这，只是这个时代狰狞残忍的一面罢了。
“国主，还有一事。”刘体纯随即又抱拳道，神色还有些紧张。
孙可望见状，便知道是更加严重的事情，还是关乎大军作战方面的，不然刘体纯绝不会如此紧张。
“说。”
“国主，这段时间朝廷财政紧张，农兵加练，工匠加工都没有付给额外酬劳，便是米粮也少有，各地营庄，工坊怨言不断。此事关乎地方稳定，大军补给供应，臣不敢妄下决断。”刘体纯眉头紧皱，继续说道。
孙可望听到又是钱粮的事情，没有说话，继续踱步起来。刘体纯和王尚礼见状，面面相觑之下，又继续开口道。
“国主，臣以为，这些农兵工匠平日里受朝廷恩惠甚多，特别是农兵，又都是军户，本来纳粮缴税就少。现在不过是让他们自备干粮，加紧训练，以备不时之需，就有如此怨言，实在是忘恩负义。
而且，现在钱粮均供给前线，几十万民夫士兵都等着吃饭，朝廷也实在凑不出钱粮来给他们了。”刘体纯偷偷瞥了孙可望一眼，又继续说道。
“这些农兵都是军户，而工匠平日里钱粮便领得多，家中都是有积累的，朝廷拖一拖他们的钱粮也不碍事，绝对饿不死人。”王尚礼也紧跟着建言献策：
“老臣以为朝廷应该一面安抚人心，发钱不发粮，钱都直接划拨到钱庄里面，让他们看个数目，如此安抚一番便是了。一面威逼，若是有胆敢闹事，扰乱军心人心的，也绝不能手软。”
“嗯，孤也是这么想的。”孙可望点了点头，反正这些军户和工匠的钱已经被他挪用光了，再开些空头支票，他也不嫌多。
“不过，仅仅是这样还不行。提督，你安排人手，从中鼓动宣传，要让农兵和工匠们都意识到：现在正是朝廷最困难的时候，大家要体谅体谅朝廷的难处，共度难关。局势如此，事情都不能按常规而论，朝廷此番也是无可奈何。
此外，各处营庄的管庄，教官明面上一视同仁，背地里，一定要好好赏赐，他们是稳住人心，执行朝廷命令的关键。而那些因为没有粮食和军饷就拒绝加班加练的工匠和农兵，让各处的负责人要好好批评惩罚，在道义上职责这些都是落后分子，忘恩负义的小人。”
刘体纯和王尚礼听罢，齐齐拱手称是，心中更是暗叹国主对付这些不服从朝廷者的手段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