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可喜，耿继茂，线国安三人率部一路北逃，沿着惠州-潮州北部的官道，一路烧杀抢掠，轻装前进，但粤北的山民也不是好惹的,清军的残暴引起了地方宗族的强烈反抗，在减员了一千多人之后，尚可喜三人才彻底摆脱了高文贵的追兵，安全抵达福建汀州府上杭县。
而随着李定国率领援军抵达南雄，屯齐和喀喀木所部八旗兵也停止了攻势，但仍旧在粤赣交界扎营不动，牵制大西军，似乎是在等待尚耿二藩的消息。
靳统武,吴三省，徐天佑等心腹则替李定国在广州安抚地方义军和乡绅大族，并竭力拖延孙可望派来的使者和官员，以争取时间控制基层。
至于惠州方面，黄应杰和吴六奇反正之后，立马就被张名振夺了兵权，黄应杰的军队被张名振吞并，吴六奇的残兵被郝尚久吞并，以换取他共同制衡赖在惠州不走的高文贵。
广东大战虽然已经告一段落，并以大西军的全面胜利结束，但其后的政治影响却仍旧继续。
由于高文贵的失误，尚耿二藩最终逃跑，而张名振虽然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但也中规中矩，谈不上犯错误。所以惠州，潮州两地依旧还是在他的手上，孙可望并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打压调动他。
可是,将尚耿从广州城放出,部下又追击不利的李定国，就不得不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了。战场之上的失误使得他的政治优势被大大削弱，便是孙可望之前的筹划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当然了，至于责任如何，又该怎么追究，是功大于过，功过相抵，还是过大于功，相当一部分决定权在孙可望的手上，这就给了孙可望趁机插手广东政治的机会。
为了预防这一点，在徐天佑的主持下，晋王一系的大西军也在土地最为肥沃，但饱受兵灾，已经人烟稀少的广州府南部平原地区招揽流民，发给耕牛种子，组织起了营庄，而其他大部分地方则是一切照旧。
至于各地方的官员，在孙可望派来的官吏被滞留广州府的时候,大西军各级将官的家属已经和各地方实力派达成了一致。
李定国想要以最快的速度控制广东,遏制孙可望的染指,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出部分权力，以军威强行获取相对应的制衡力。
这其实和孙可望在湖南地区推广的政策并无不同，只是广东的地方力量十分强大，使得李定国并没有办法像孙可望控制湖南一样，将整个广东地区的地方力量彻底压制住。
而且，由于李定国开价太高，给予广东地方力量的自主权太大，使得孙可望原本准备的资源和条件明显不够，孙可望如果想要在广东掣肘李定国，就不得不加大投入。
另一边，广东大战的捷报自然还是送回了长沙，先经孙可望的手，然后再有选择地被送到永历皇帝的行宫。
对于李定国在广东的各项举措，孙可望心中早就有了全盘的计划，他一开始先大张旗鼓地召开“内阁会议”，然后又是“全体大臣会议”，要给李定国和张名振两位大功臣以及麾下将士论功行赏。
然后，毫无意外的，各派大臣再次吵成了一团，孙可望原本想要借机将李定国和张名振都召回长沙的，没想到他们都以军务相托，就是不肯回。之后还是在孙可望的勒令下，才分别派出了靳统武和张煌言作为代表返回长沙。
而如此拉扯了五六天之后，孙可望才正式确立了李定国和张名振的功劳，并按照最高规格，让每一项功劳都有了不少的水分，赏赐更是丰厚，以示恩典。
李定国的爵位已经够高了，再加封也不过是一些荣誉性的虚职，张名振原本就已经是侯爵，现在顺理成章加封到了公爵，剩下的便是他们麾下各级将领和全军将士的论功行赏了。
相对应的，孙可望也要求李定国和张名振将广州大战的缴获所得上缴中央，重新分配，但两人各有心思，只是象征性地上交了一部分战利品。
这正中孙可望下怀，在他的授意下，随即有大臣冒死上谏，弹劾李定国和张名振居心不轨，但随即被孙可望压了下去。但是整个过程轰轰烈烈，更是传得沸沸扬扬，朝中军中很快便都知道了摄政王偏袒晋王的事情。
然后，又有大臣开始弹劾晋王李定国和张名振私吞战利品，甚至是结党营私，阻碍地方官员上任，但也同样都被孙可望压了下去，摄政王信任晋王，同时也极度信任张名振的风声更甚，可谓是“一唱一和，效果斐然”。
但正所谓“三人成虎”，假的说得多了，也变成了真的，特别是李定国和张名振还真的做了其中某些事情的情况下，朝野上下更是议论纷纷。
这便是孙可望用督察司和军法队造的势了，他得为之后的政治博弈打造人设和舆论基础，才能确保人心所向。
打仗是如此，政治博弈也是如此，必须保证师出有名，高举“正义”大旗，才能团结大多数，保证人心向着自己，才能持续推进。
毕竟，把小错变成大错，把没有的事情变成对手心里就是那么想的，居心叵测，然后再从私德方面攻击，诋毁对方，以偏概全，取得胜利，前提是得把自己打扮成“正义”的使者。
要是像原主那般，仗着自己权威，依靠多年来的权力惯性肆意妄为，屡屡将自己置于不义之地，迟早会有威信耗光，众叛亲离的一天。
而随着时间来到七月中旬初，各项封赏真的要真金白银发下去的时候，真正的好戏才终于要上演了！
这次又有大臣弹劾李定国和张名振居心不轨，一开始大家还不以为意，毕竟已经有人弹劾过了，但很快就有传言说这次是有切实证据的。
而高高在上，一直偏袒晋王和张名振的摄政王殿下，这一次也罕见地没有任何表态，朝野上下顿时疑云四起。
于是乎，当孙可望再次拿出了永历皇帝的圣旨，要李定国和张名振回长沙商讨“东征北伐作战计划”的时候，两人就再也没有任何借口继续逗留了。
毕竟，这个时候屯齐早已经退兵，尚可喜，耿继茂退到福建之后也没有任何反攻的举措。作为军事内阁阁员，李定国和张名振岂有不回行都，参与内阁会议的说法？
而且，当初永历皇帝给两人的密信中，可都有讨伐孙可望的确切指令，他们也不知道孙可望是不是真的掌握了什么证据。
更不用说，这个时候，两人要是公然违逆皇上的旨意，就是赖在广东不回，恐怕就算孙可望没有证据，军心人心也不会向着他们，广东的地方力量到时会倒向谁，也就更难说了。
特别是，现在朝中军中都在盛传摄政王偏向晋王和张名振，赏赐的规格甚至超过了当初殿前军收复湖南的时候，孙可望如今完完全全就是一副真心错付，错信奸臣的人设。
而随着弹劾越来越多，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李定国也只好松口，一方面将缴获的战利品一部分上交中央，对外宣称自然是战斗激烈，局势混乱，免不得一时疏忽了！
另一方面，对于孙可望派来的大小官员，李定国也只好任用了一小部分，以堵住悠悠之口。但是营庄，督察司和军法队方面却仍旧不肯松口。
而张名振见李定国做出了妥协，他也不想成为靶子，随即也在北上长沙之前，有样学样。
但是，他只占了二府之地，麾下一大批鲁系官员需要安置，只能是在军队方面做出让步，并想要借此捞一些老兵过来，然后重金收买，以提升军队战斗力。
与此同时，这段时间，郑成功和张名振再次勾搭上了。原本张名振想让潮州供给郑军粮草，而郑军则是让出部分贸易额，但郑成功并不愿意，声称只能用白银购买粮食。
而随着孙可望的步步紧逼，原本还想拉扯一番的张名振也只好答应。
郑成功现在实力损失巨大，而孙可望根据局势的变化，已经下令将广东沿海的水师重新整合，并让陈奇策，邓耀等人作为主将，隐隐还有以两广安南为基地，开展海贸，争夺郑系海上贸易线的意思，这使得郑成功一方面不敢和孙可望直接翻脸，一方面又赶紧加强了和张名振，李定国的联系。
广东政治局势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孙可望虽然实现了将李定国和张名振大军困在广东，自己控制广西，保持威慑的目的，但动作迅速的李定国和张名振却让他失去了控制广东民政和贸易的机会。
不过，孙可望仍旧掌握着永历-大西政权的最高权力，只要接下来能够顺利击败洪承畴和岳乐大军，收复江西和湖北，取得对清作战的战略优势，李定国和张名振这些怀有异心，想要尊奉永历的人，他就能放开手脚整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