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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工,这广州还住得惯么?”鄂伦岱脸上挂着平和的笑。他对广州并不陌生,上一回来这里还是副官,这一回却是主官,也就是说,只要在管辖范围内,他说了算。

并且,虽然此时家族倚靠不在,在这片地界上,却也没有别的什么人后台比他硬了。所以虽然这个任命对你了来说形同流放,还有一点留校查看的意思,他在广州的日子过得还是挺滋润的。不但好吃好喝,地方官管不到他头上,还能做点走私生意,合伙人就是拆过他的台的允禟。收益还是不错的。

整个广东,他就没把什么人放到过眼里,直到天上掉下个年羹尧。年羹尧出身不可谓低了,然而在鄂伦岱看来还是略差了一点,让鄂伦岱顾忌的却是年羹尧的行为方式。

年某人这大半年来的行为,实在是让鄂伦岱都大大地受到了惊吓。真是“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年羹尧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是个文化流氓。鄂伦岱本人不是文盲,但是在年羹尧这个进士、庶吉士、侍读学士身边一比,跟文盲也差不太多了,实在惹不起这货!

鄂伦岱对年羹尧很是客气,即使按七弯八绕的亲戚关系来算,他还是年羹尧的长辈。

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鄂伦岱不想像阿灵阿似的,把自己的爵位给搞掉了。家族不灭固然重要,他也希望自己跟家族同兴不是?再者,鄂伦岱近来还做着走私生意,他是军队系统,与允禟狼狈为奸,一般人即使知道了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年羹尧不同,他手里是有兵的,而且年羹尧是旗人,打起御前官司来身份上也不太吃亏。

与其两败俱伤,不如打好关系。鄂伦岱直则直矣,傻却未必。

年羹尧也是笑得温文尔雅:“初来时有些不惯,还要谢您提点。”年羹尧毕竟不是本地人,饮食上是最痛苦的——一天两顿饭外加点心宵夜,躲是躲不过的——刚到的那会儿,鄂伦岱确也提供了不少生活上的例利措施。一是承了人家的情(虽然不太瞧得起佟氏这门外戚,实是康熙当年照顾太过,权位与功绩不太符),二也是他还有重要的任务要做,佟家也不宜得罪得太狠。

除此之外,就是气候问题了。年羹尧是初到广州,实话实说,他刚到的时候是春末,天气还不错,然而当时间马上进入夏季之后,他就咒声连连了,着实是热!中国地界上,夏天的时候是普遍高温的,四川的夏天也未必凉快多少,但是那地方确实比较靠此一点,储冰也容易。可是广州……亏得他是总督,本地一把手,物质待遇比别人都要高。

然而在广州的头一年,他过得还是比较辛苦的。究其原因,不过是因为广东正是摊丁入亩的试验田,这就是他的那项最重要的任务了。广东离京城远,且这块地方比起江浙一带,所谓的豪强世家并不很多,广东籍的官员也不很多。

选年羹尧为总督,胤礽是看中他有担当,也知道他的脾气不太好,敢于决断。再者,他的父亲年遐龄就做过湖广总督,他的哥年希尧也是官场老手。同时,年家是在旗的,不属于被革命对象,自身的阻力就会小。

从春天到冬天,年羹尧办事颇为勤奋。顾不得自己享乐(他的生活水准一直很高就是了),除了最初的两个月与下线、平行系统如鄂伦岱吃请请吃联系感情熟悉情况,接着就抱着账本儿干活了。

此时“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的折子还没上,年羹尧就搞摊丁入亩。按照规定,他是必须先从四川到北京述职,陛辞,与吏部等处打招呼,走亲访友,然后才奔赴广州的。

在京城活动不要紧,要紧的是他的脑子动得太快。户部是必得去的,正好遇到了一门心思推行新政的两位四爷。

再强调一次,年羹尧是读书人出身,而且还是一个衣食无忧、意气风发、少年得志、仕途顺利的标准一帆风顺的读书人。也就是说,书生意气这四个字,由于没有经过挫折,在他的身上保持得相当地完好!

有一位伟人曾经说过,“书生意气,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粪土当年万户侯”。相当之形象,相当能说明问题:胸怀大志,想建功立业,也相当地目中无人,狂傲。只要自己认为是对的,就会一路走下去。

革命革不到他头上,又对本集团统治有利,年羹尧还想建功立业,他在督巡这一级别里称得上是相当年轻,日后做大学士也是有可能的,正是热炭团儿一样的心思。这一次的提拔,根本就是火上浇油,年大将军成了新政又一员干将。

从回京任职开始,他就为上任铺路了。从户部先了解了两广的情况,得以知道两广的丁口数、田亩数。又跑到吏部,找到了两广官员的履历来。这两项都不是容易办得到的。只因他圣眷正隆,又结了强力的亲家,**折折,终于让他得了手。

这样,还没上任,他就把两广的文字资料都了解了一遍。

更狠的却是在下面。

到了两广,他也不是吃素的,只打老虎,他还不拍苍蝇。哦,说得斯文一点,就叫“豺狼当道,安问狐狸”。

他老人家拣大户入手,把些人家的七大姑八大姨都翻腾了出来。原来,这位总督大人在挺欣赏他的户部里不止调阅了两广田亩、人口资料,他老人家还翻看了另一类资料。

这里要说明一下,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电视上演到“送入洞房”就算是结婚了,事实上,整个婚礼流程包括六礼、祭祠堂,这还不算完,还要办理户籍手续。在这一点上,与现代结婚的法律规定没有差别。不是摆酒就完事了的,还得登记。

中国古代世家,与西欧中世纪还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的,那就是谱系、姻亲关系。暴发户们与世家最大的区别正在于此,至于品味问题,倒在其次了——有人喜欢吃面条有人喜欢吃米饭,也说不上谁比谁高贵不是?

谱系就不一样了,你不身处在这一整个联姻集团中受到耳濡目染,根本就摸不清里面的门道。广东世家势力在全国来说,确实不太受重视,然而随便哪一个比较能拿得出手的家族拎出来,估计历史都比这大清国还要长。

以年羹尧一个外来户,想要处理此地复杂的人际关系网,实在是件麻烦事。想快刀斩乱麻,也得这刀不落空才行。连鄂伦岱都想同情他了,这里、还有福建历代受战乱的影响比北方小得多,有许多家族的历史或许能够追溯到五胡乱华那会儿的南迁士人,聚族而居,宗族力量强大,你能砍了人家一族么?

这个问题在年羹尧那里就不算什么大事儿,年羹尧就充分发挥了他文化流氓的特性:知识就是力量,情报工作决定胜负。

年羹尧找的资料,就是当地大族的户口簿子。管你结婚、生子、嫁女、娶媳、过继,甚至正式一点的纳妾……都得到官府登记,你不登记,日后有什么继承关系、家产纠纷,就没有依据,国家不承认。一旦登记了,情况就被人掌握了。年羹尧把当地人际关系一扫而空,他又不要知道所有人的,只要几只出头鸟而已。

太狠了!

这年头当官的,就没几个清白的,就算你现在清廉了,没有养廉银子之前也干过不少不能说的事儿吧?你、你们家、家族,老实协助我完成政绩了,我就不找你的麻烦,不然……参你哟~参得你没了功名,这下你是白丁了,可就没有纳税优惠了。你再隐瞒田产,对不起,我一点忌讳也没有,直接当你是刁民办了。

开始还迷糊,鄂伦岱都想咬手指头了,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比起年某人,鄂伦岱觉得自己简直“憨态可掬”。

如此情势之下,鄂伦岱很识时务,在与允禟沟通过后,与年羹尧的交流也格外多了起来。同时,也决定适当地把自己曾做走私生意的事情跟年羹尧说一说。

允禟痛快地同意了:“他风头正盛,震得底下人不敢乱动,又是总督,迟早知道咱们的事儿。要是不告诉他,他日后自己知道了,有什么想拿咱们说事儿的时候,必不会客气的。咱们跟他说了,到时候他也不好意思再管了。”

鄂伦岱得到确信之后,这就找年羹尧套近乎来了。先问工作生活情况,然后就说到了手头紧:“火耗归公与养廉银子是不错,一大家子的花用都有了,只要想要办点儿旁的事情,就不够使了。他们小官儿不思进取,也没那个本事更进一步,也就得过且过了。只是到了咱们这个份儿上,”苦笑,“人情往来就不能少了。”

“您说得是。”年羹尧的父亲、兄长、他自己都是火耗银子的受益者,少了这一部分收入,确实……不太爽!不过他现在要求上进,暂时忍了罢了。

鄂伦岱神秘兮兮地道:“眼下我倒是乍着胆子寻了一个门路……”拉年羹尧下水。

【你那胆子,不用“乍着”就够使啦。】年羹尧腹诽,没说出来只是因为他觉得这样不符合他的个人修养。

年羹尧其实已经知道了鄂伦岱的事儿,这位与京里的那位九爷分分合合,又搅和到了一起来,明着也做对外的生意,暗地里却是走私的。眼下与荷兰人的贸易还是占了很大一部分的,没了荷兰人,进货的渠道就少了很多,其他的西洋人又没有那个能力一时补上荷兰人的份额。于是,跟荷兰人打得头破血流的九爷一伙,又私下跟荷兰人交易了。

轻飘飘地笑笑:“晚辈谢过您和九爷栽培了。您与西洋人交易,还知道他们是不是荷兰国人么?我是从来分不清楚的,”他从来不是一个胆小的人,答应了,又看鄂伦岱居然没有听懂他的暗示,只得挑明,“就是这些打着旁家旗号过来的人,你能保证不会有荷兰国人冒充的?”

鄂伦岱被他的目光刺得不舒服,心中却灵光一闪:“哦!”把私盐当成官盐卖,谁都交易,估计没什么人会吃饱了撑的参劾这个,便是被参了,也可推说这事情是下人办的,他们白痴不懂事,分不清哪国对哪国,巴掌大的地方还分了几十个国家,这不是成心要把人绕晕么?

“不错不错。”

“将近年关,我递上京的请安折子与请入京朝见的折子也快到了,我还得回去等信儿,就不多陪了。”

“呵呵,慢走。”小王八蛋啊,要不是情势比人强,老子真想抽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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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淑嘉诧异地道。这是神马?她上学的时候,历史课本上写过雍正时期搞摊丁入亩,但是这一体当差却是没有写的。

“正是,”胤礽笑得奸诈,“我从根子上把他们作弊的路给堵死了,我看他们怎么办!”诏令还没下,他先跟老婆提了一下。淑嘉这个人,对政事比较不懂,但是有时候大方向的把握还是比较到位的。听一听她的看法,也是增强一点自信心。胤礽确信他的做法是对的。

淑嘉冷静了下来,光听这名头,就知道是件好事,而且她对于这件事情的接受度也好,但是:“这是好事儿,只怕官绅们不答应。”

胤礽对此却并不以为意:“我意已决,也准备好了打这场硬仗,”冷笑,“怕是比打准部还要难些。只是……再也不能等下去了!”

淑嘉默,改革不是田园诗:“你想好了,就去做吧。只是要怎么做……”

“我有数。”不过硬扛罢了,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做成既定事实了,他们也就只能认了。

胤礽的想法是好的,长泰十二年正月,他就颁下了这一道绝对可以称为“改革”、夸张一点称为“革命”也不过份的命令。接着,由于太过兴奋,他老人家病倒了。

这真不是一个好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