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3章 人能不能是商品
白家松话音刚落，就有几十只手举了起来。
“这位同学吧。”
白家松随便点了一个。
“贩读和吸读。”
这名学生回答的很是简练：“贩卖读品是犯罪，购买读品或者吸读只是违法，但是还不足以构成犯罪。”
“不过，这位同学举的例子很典型。”
白家松示意他坐下：“在我们现在的刑法之中，共同对向犯的刑罚基本上是相当的，像我刚才说的收灰和行灰，一个最高可以判死刑，一个最高可以判到无期。
再比如购买假币罪和出售假币罪，刑罚更是完全一样。
但是反观我们今天讨论的拐卖妇女、儿童罪和收买妇女、儿童罪，同为共同对向犯，他们的刑罚却是相去甚远，跟我们现行的刑事理论完全相悖。
那么收买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为什么这么轻？今天关起门来，跟大家说一些比较现实的事情。
在我们国家的一些地方，尤其是偏远的山区，买卖人口，有时候是一种大家心照不宣的‘习俗’。在有些地方，用钱来帮助光棍解决婚姻问题，甚至变成了全村都愿意为之出力的事情——人人参与，导致人人无责，这，就是法不责众在当下的鲜明表现！
但是法律真的就不责众吗？我认为不是的，法律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人的基本权利，不能因为某些陋俗改变这一根本目的，如果连最基本的人权都得不到保护，社会上就没有法治可言。
甚至在我们之前的法条中，收买妇女、儿童罪还存在免责条款，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按照被买妇女的意见，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大家听听可笑吗？而我们之前对这个条款的解释，是因为被收买的妇女，在当地有可能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家庭关系，解救时被买妇女资源继续留在当地生活的，就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听到这里，下面的学生一片哗然，不少人已经拿出手机在搜了。
“我看到有同学已经在查了，你们不用查了，我直接告诉你们啊。”
白家松笑笑：“这是之前的法条，现在相关规定已经做了修改，你们也不一定搜得到。
根据之前的规定，买房几乎不用承担任何刑事责任，这个法条形同虚设，根本就是在无视被收买妇女、儿童的权利，相信立法者也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现在这个免责条款已经改成了从轻条款。
现在我们的规定是，如果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听起来是不是合理了很多？是不是觉得改的真好？”
有学生不住的点头。
“但是我的观点是，这个修改仍然没有达到保护妇女、儿童应该有的力度，尤其是收买妇女、儿童罪最高只能判三年，我想是不符合大众的情感期待。
或许法律不能改变人心，但是法律应该有所作为，如果不能完全根治这样的现象，起码让这样的现象能有哪怕一点点的改变，要让这些受害者能够看到希望。
所以我的观点是，应该提高收买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
白家松说完了，这次台下罕见的没有掌声。
学生们都在思考，显然白家松揭示的现实，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那接下来有请任律师谈谈伱的观点吧？”
陈光明作为主持人，时刻关注着全场的情况。
“首先非常感谢陈教授能给我出现在这里的机会，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作为嘉宾坐在台上，跟刑法学界最顶尖的学者们探讨问题。”
虽然很不喜欢这样，但是这样的场合，任真不得不客套两句：
“那接下来我就简单说一下我的观点，今天之所以能收到邀请，是因为白教授看过我之前做的一个案子，那个案子可能有些同学也看过，当时我在庭审上说过一句话，我说卖鸟和卖人受到的刑事处罚差不多，这合理吗？
那今天我们讨论的是收买妇女、儿童罪，我们会发现，修改一下我刚才那句话，就变成了卖鸟比买人受到的刑事处罚还要重，这合理吗？”
当然不合理！
看着台下学生们的表情，任真知道大多数人心中都是这个答案。
“那么在对这个问题发表我的观点之前，我要先声明一个立场，那就是无论是收买还是拐卖妇女、儿童，无论在任何国家，任何时期，任何法系，都是绝对应该被谴责和惩罚的行为。
我对这样的行为同样持反对态度，对于我国刑法将买卖两种行为作为对向犯来规定的方式也表示认可，但对于本问题，我的观点是，收买妇女、儿童罪的刑罚，不一定要被提高。”
此话一出，全场哗然。
有白家松的发言在前，大多数学生基本已经接受了他的观点，何况任真前面也表明了对于收买妇女、儿童的行为是反对的，怎么会给出这样一个观点？
要是我的观点跟白家松一样，今天也没必要让我过来了。
任真叹了口气，从一开始跟陈光明表明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之后，他就猜到现场会是这个情况。
这还是在大学里面，要是他在网上或者其他的公开场合发表这个观点，肯定会有一堆人上来骂他，再激动一点的，说不定直接就冲他扔鸡蛋了。
“我知道大家有点奇怪，所以我才把这些话说在前面。
有人认为应该提高收买妇女、儿童的法定刑，这我理解，但是如果因为持这个观点，而认为我是不关心被拐卖妇女、儿童的命运，我认为这对我而言是不公平的。
在观点有分歧再正常不过，我希望大家可以理性看待问题，要有自己的思想。”
叠完甲，任真这才正式开始：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刑法中关于收买妇女、儿童罪的规定。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或者拘役；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依照本法关于强奸罪的有关规定处罚；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非法剥夺、限制其人身自由或者有伤害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本法相关规定处罚。
还有一些其他的规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但是从我刚才说的这几款规定已经可以看出，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确实是只有最高三年的法定刑。
但是收买之后如果存在其他犯罪行为，还是要按照其他相关犯罪规定对犯罪人进行处罚。
所以我认为，如果全面评价收买妇女、儿童的行为，不能仅仅看到该条法律规定的第一款，而要把该条法律规定所有的条款结合起来，综合评价的话，该罪的法定刑其实并没有白教授所说的那么低。
那么对于白教授刚才所说的观点，我认为是有着合理性存在的。
在刑法规定中，共同对向犯的刑罚大多基本相当，但是拐卖妇女、儿童罪和收买妇女、儿童罪这一对共同对向犯确实很特殊，它们的刑罚相差的确很大，甚至到了跟共同对向犯基本法理冲突的地步。
也正像我刚才所说的，人似乎还没有鸟值钱，从这方面来看的话，无论如何都是不能让人对这样的法律信服的。
但我想说的是，收买妇女、儿童罪的性质比较特殊，不能把它简单的跟其他买卖类犯罪相比。
就拿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来说，这两个罪看似都在惩罚购买行为，但是两罪背后的含义完全不同。
对购买鹦鹉的人来说，他们买鹦鹉一般是作为宠物来饲养的，在购买行为完成后，这里面其实很少会牵扯到对动物本身的利益损害，所以说对于这个罪的评价，基本上都包含在购买行为之中。也就是说仅需惩罚购买行为足矣。
但是收买妇女、儿童罪要惩罚的是什么呢？
拿收买妇女来说，通俗点讲就是买媳妇，那么买了媳妇，自然而言的要与之发生性关系，因此买方接下来触犯强奸罪的概率是很大的；或者说如果由于妇女年龄较小，或者是买方的其他原因，暂时没有发生性关系，但是对于被收买的女性来讲，几乎必然要面临被殴打、被剥夺自由的下场，此时买方触犯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犯罪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
所以单看与人贩子交易的这个‘收买妇女、儿童’的行为，实际上处于为后续犯罪做准备的一个预备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将收买妇女、儿童的行为单独定罪，其实已经体现出对收买行为的惩罚和打击了。
我知道有同学可能不太同意我的解释，但是我想请大家想一想，如果将收买行为与后续的其他犯罪行为剥离开来，收买行为本身会得到什么样的评价呢？
有没有同学愿意分享一下的？”
面对任真的这个问题，举手的人显然就少了很多。
任真随手点了个最近的女生。
“我觉得，可能侵犯了人的尊严？”
这名同学的语气不太确定。
“还有吗？”
任真看向其他人。
“这种行为是在物化女性。”
有人喊了一声。
“对，回答的很好，但是收买妇女、儿童罪，后面还有个儿童呢。”
任真笑着冲那个方向看去。
“那就是把人身当做商品了。”
前排有人接了一句。
“嗯，所以如果完全脱离收买之后的行为，仅仅看交易行为本身，我们发现这个行为侵犯的法益，是比较重大，但是又不得不承认是很有限的。
因为在现代社会中，现在的环境下，出卖自己的脑力、体力，甚至是出卖身体的现象比比皆是。
说的现实一点，门当户对的商业联姻、平常人家的财力，甚至是线下的婚介所，以前我们叫媒婆，这些都牵扯到金钱利益。
所以如果不考虑实际伤害，只考虑人的尊严，只考虑人身能不能被物化，大家觉得收买这个行为还应该受到很严重的处罚吗？
如果说现在对收买妇女、儿童的处罚不够分量，那么我觉得卖银的行为也应当犯罪化，而非只是违法。”
“但是卖银是自愿的，可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是被强迫的。”
刚才那个女生还没坐下，立马反驳。
“你说的没错，这确实是大多数的情况，可现实并不都是大多数。”
任真挥挥手，示意那个女生坐下：
“我想请大家设想一个场景，人贩子带着一个他拐走的女性，一边打骂一边来到一个村落，问有没有人买，现在你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不买，任由那个女性继续被人贩子折磨，另一个是把她买下，让她起码暂时脱离被折磨和囚禁的处境。
这样的交易行为，如果要定罪的话，大家还认为现在的三年太轻了吗？
我想提醒大家，这里的交易，可不是买方跟那个被拐卖的女性之间的，而是买方跟那个人贩子之间的。
并且我们还要承认的是，即使在现实生活中，女性自愿离开原先生活地区，通过人贩子嫁到买方家里的情况，其实也不在少数。
尤其是我们某些边境地区，非法的跨国婚姻市场一直都存在，对这种不受我们法律保护的婚姻，在刑法上我们应该给出怎样的处理呢？
如果认为拐卖妇女是犯罪，但个人意愿又可以排除犯罪的话，那么在女性自愿的情况下，有可能得出无罪的结论；相反，如果坚持认为人身不能买卖，任何人都不应当被物化的理念，那么无论女性同意与否，都应当禁止人口买卖。
但是事实上，法律不可能考虑到每一名受害者的意愿，否则法律在执行的时候就会出现模糊不清的问题。
所以我们只能采取后者观点，无论女性是否自愿，收买行为都应当受到处罚。
那么我国现行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其实就是给这种法律无法明确规制的地带，留出了一个在操作时可以相对把握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