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生效，经过两年零9个月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志愿军赢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动而胜人，先知也。胜利离不开知己知彼的情报工作，当时成立仅仅一年的新中国，与世界头号强国在战略、战役、战术各层面展开激烈的情报较量，在关乎战争走向的重要节点上做到了料敌在先、高敌一筹，为准备战争、把握战局、捕捉战机、驾驭谈判提供了及时准确的情报保障。
早在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之前，惊心动魄的情报战就已打响。中方在战略研判上与敌隔空博弈，在战役准备上与敌侦防较量，在战术行动上渗透与反渗透，以准确高效的侦察情报工作，牢牢按住了战争的脉搏。
最早跨过鸭绿江的，并不是“雄赳赳、气昂昂”的野战大军，而是一支由7人组成的情报外交队伍。率领这支队伍入朝的，是中国驻朝鲜首任政务参赞、临时代办柴成文。
1950年6月，时任西南军区情报处处长柴成文奉命出使东德。从重庆前往北京报到途经郑州时，通过号外得知朝鲜半岛爆发了战争，但当时他完全没有将这场战争与自己的行动联系起来。抵京后周恩来亲自找柴成文谈话，决定派他以我驻朝鲜使馆政务参赞的名义带队前往平壤。当时需要派人同金日成同志保持联系，倪志亮大使还在武汉养病，一时去不了，临时改由柴成文带几个军事干部先去。军委情报部从武官班里挑选了5名既有作战经验，又有情报分析能力的军事干部，还让当时东北驻平壤商务代表处留下一位同志倪蔚庭。最终确定7位同志首批入朝，他们是政务参赞、临时代办柴成文，参赞倪蔚庭（已在平壤），参赞薛宗华，一等秘书张恒业，武官朱光，副武官王大纲、刘向文。
临行前的7月8日上午，周恩来专门接见了在国内的6位同志，明确指示：保持两党两军之间的联系并及时了解战场的变化，是当前使馆的主要任务。周恩来的话，实际上明确了情报、外交两大任务。
7月8日晚，柴成文一行乘火车从北京启程，9日晚跨过鸭绿江，10日晨抵达平壤。这支仅有7人的队伍，肩负着5.5亿人民的期望，最早踏上了朝鲜战场，比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早了近3个月。
出兵朝鲜早就在毛泽东的战略考虑之中，而东北军区也早就向中央呈送过报告，建议出兵之前先派一个先遣组入朝，熟悉情况，勘察地形，作战场准备。
美军在仁川登陆后，这一问题被迅速提上日程。经金日成同意，军委决定再派出5位军事干部，以武官名义赴朝鲜考察战场情况。9月19日，第十三兵团侦察科科长崔醒农、第四十军第一一八师参谋长汤景仲、第三十九军参谋处处长何凌登、军委炮兵司令部情报处副处长黎非、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张明远奔赴朝鲜，在朝鲜紧张工作了近一个月，收集美军情况，研究美军装备和作战特点、熟悉朝鲜地形情况。
这次战地侦察积累了翔实的战场情报，为志愿军随后出兵作了重要敌情准备。
出其不意，美军实施仁川登陆。麦克阿瑟曾在太平洋战场指挥美军多次对日军后方实施登陆作战，他发明的“蛙跳”战术大获成功，一时间光环照身。
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五天，即1950年6月29日，麦克阿瑟视察朝鲜战场时，就产生了从人民军后方实施登陆的想法。返回东京后，即令参谋人员拟定了代号为“蓝心行动”的登陆计划，定于7月22日实施。后因登陆装备配备不及，仁川港海潮落差太大，海军陆战旅和骑兵师指挥层一致反对，而暂时搁置，但麦克阿瑟实施仁川登陆的决心始终未变。
7月23日，麦克阿瑟首次向参联会呈报了反攻设想，说明了登陆作战的基本设想，但没有说明登陆地点。8月12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部拟定出登陆作战计划，确定登陆地点为仁川，行动时间为9月15日。参联会对此持有保留，要求麦克阿瑟重新考虑仁川登陆的可行性。麦克阿瑟根本不为所动，称他对仁川登陆的可行性深信不疑。
美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和海军作战部部长谢尔曼支持登陆作战，但坚决反对把登陆地点选在仁川。理由是：仁川港的潮汐落差达30多英尺，落潮后，海面至港口会出现宽24公里、长3.2公里的巨大泥滩，车辆、人员根本无法通行。出入港湾的唯一通道飞鱼海峡已被人民军敷设水雷封锁，而部署在月尾岛上的人民军岸防部队只要击沉美军一艘舰船，就足以封闭整个航道。仁川港每月只有3天的满潮日可以登陆，每次满潮时间只有3个小时，而美军难以在3小时内完成登陆。但麦克阿瑟认为，所有关于仁川不适合登陆的论据，恰恰容易迷惑对手，恰恰有助于保证出奇制胜的效果。他直言，要把仁川登陆当作一场赌博，宣称要用5美元的赌注，赢回5万美元。他力排众议，终获杜鲁门总统支持。
9月13日，美军开始在仁川实施火力准备，压制住人民军要塞月尾岛的火力，扫清了飞鱼海峡的鱼雷，打通了航道。15日下午5时，仁川港满潮，美军在强大火力掩护下突击上岸，并于次日凌晨攻陷仁川市。由此，美韩军队转入全面反攻，朝鲜人民军开始战略退却。麦克阿瑟依靠出其不意，赢得了这场豪赌。
料敌在先，中方准确预判仁川登陆。中方准确预判到了仁川登陆，毫无争议。可到底是谁最先把准了战争脉搏，这一点却说法各异。综合《抗美援朝战争史》和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录、传记来看，从领袖到参谋人员，从一线使馆到边防待命部队指挥员，都预见到了这种可能。
早在1950年7月初朝鲜人民军顺利向南挺进之时，毛泽东、周恩来就判断美军将来反攻有两种可能，一是在釜山、木浦、马山等港口登陆。另一种可能是在仁川登陆，建议人民军在仁川地区构筑坚固的防守阵地。8月、9月，毛泽东、周恩来两次会见朝鲜代表，提醒朝方特别应注意加强仁川—汉城地区和镇南浦—平壤地区的守备。
这期间，东北军区、十三兵团、驻朝使馆、总参作战部门，也相继作出了美军可能从人民军后方仁川和其他地区实施登陆作战的预判。中方准确预判仁川登陆，并不是哪个部门或个人的独家远见，而是从上到下、从外到内的共见。
然而人民军高层对战局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美军反攻将主要从洛东江发起，故仍将主力置于洛东江一线。仁川一带虽作了部署，但多为新组建部队，战斗力较弱，最终未能挡住美军的登陆突击，整个战局由此急转直下。
麦克阿瑟事后一定暗自庆幸，他实施仁川登陆时的作战对手不是中国。
战略预判一见高低
10月14日，被称之为“中国通”的、“联合国军”情报处处长查尔斯·威洛比少将上报的研判结论是：最近中共领袖声称，如果“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他们将进入北朝鲜，这不过是外交上的一种勒索。他没料到5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了鸭绿江。
10月15日，麦克阿瑟带着威洛比少将的“敌情判断”飞往威克岛，与杜鲁门面谈朝鲜战争“最后阶段”及“战后重建”问题。杜鲁门请他先讲讲中国，是否会有较大规模的兵力调动。麦克阿瑟报告说：中国在满洲的部队有30万，其中部署在鸭绿江的大概不超过10万到12.5万。他们只能把五六万人送过鸭绿江。而70年后的我们知道，1953年停战实现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部队共约120万人，而在这场战争中受到锻炼的部队先后共有290万人。
美军参联会主席布莱德雷问：第二年1月能否将美第二师或第三师调往欧洲。麦克阿瑟当时无比骄傲地回答道：战争到感恩节就可以结束。事实是，感恩节在麦克阿瑟这番高论后一个月就到了，他本人却在6个月后被解除了联合国军总司令职务，而战争直到两年零9个月后才结束。
初战告捷歼敌1.5万余人后，志愿军便“销声匿迹”了。“中国通”威洛比少将立即权威发布：他们已离开朝鲜，我早就看穿了他们的手法，我预料到他们会这样做的。我早就说了，北京无非是虚张声势。中央情报局判断：中国有可能“最低限度地”出兵朝鲜。参联会研判，中国介入的战略意图有三：一是控制边境缓冲地带；二是打一场有限规模的持久战；三是将“联合国军”彻底驱出朝鲜半岛。不过，中国还没有力量敢于同美军抗衡，所以，第一种可能性最大。
再来看中方对形势的研判。中共中央对出兵朝鲜的结局作了三种估计：一是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侵略军，根本解决朝鲜问题；二是在朝鲜打成僵局，甚至被迫撤回，美国公开对中国宣战，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的恢复和建设计划；三是志愿军灵活指挥，充分发挥战术特长，能够攻打除大、中城市以外的地区，则可迫使美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条件是美军必须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中共中央认为，第一种可能性很小，第二种情况虽然也有可能，但美国也不敢轻易将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最有可能出现的是第三种情况，并且相信有力量实现这种情况。
后来的战局发展表明，中共中央的预判惊人的准确，对把握战争、驾驭谈判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
1952年，军人出身的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后，美为扭转被动战局而采取军事冒险的可能性增大。综合研判各渠道情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志愿军司令部一致认为，美军事冒险有两种可能，一是使用原子弹，二是在我侧后大规模登陆。尽管有不少美军政要员叫嚣使用原子弹，但美不敢轻易使用核武器，其可能的军事冒险只有大规模登陆这一招。
面对核讹诈，毛泽东在1953年2月全国政协会议闭幕式上宣告：这个仗要打多久，我看我们不要作决定……这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胜利！
毛泽东这股气吞山河的底气从何而来？除了伟人的非凡气概，当然还有对形势的正确评估，而正确的评估源于及时准确的情报。
战场情报知彼知己
正如时任三十八军副军长江拥辉在《三十八军在朝鲜》一书中所说：“只凭上级通报、友军提供的敌情是不够的，必须亲自掌握当面敌情，才能争取主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各部队所获战场情报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我军各级侦察情报部门所获敌情，二是朝鲜人民军向我通报的敌情动态，三是苏联方面向我通报的联合国军情报。其中，最准确具体、最有时效的情报，还是各参战部队依靠本级侦察力量所获当面敌情。
第一次战役打响前，志愿军对“联合国军”的战场动态了如指掌，而“无所不知”的美国情报系统却始终未察觉到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动向。为充分利用敌人对我出兵朝鲜的战略误判、确保战役的突然性，毛泽东专门电示：我各部派遣侦察队均要伪装为朝鲜人民军，而不要称中国人民志愿军，借以迷惑敌人。美韩军队果然长驱直入，且兵力分散。南朝鲜第六、七、八师更是贪功心切，脱离美军孤军冒进，毛泽东、彭德怀根据敌情变化随即决定放弃原定防御作战设想，改为运动中各个歼灭的作战方针，取得入朝作战首胜，初步稳住了战局。
第二次战役的作战方针是诱敌深入。为掌握当面敌情及敌后浅近纵深内地形、道路等情况，遵照志愿军司令部规定的侦察区域和任务，各军派出侦察力量，基本摸清了各自当面敌军兵力、番号及兵要地志情况。战役打响后，志愿军节节阻击，且战且退。美韩动用空中侦察、技术侦察、特种侦察等多种手段，却得出了志愿军“怯战退走”的结论，称中共军队正在向鸭绿江撤退，或者越过边境撤回满洲。由于情报失误，美军第八集团军贸然追击，被志愿军诱至预定战场，在志愿军侧后迂回结合正面突击、阻击、追击下遭受重创，其司令沃克中将在仓皇撤退时因车祸丧生。
为获取战场动态情报，志愿军一线部队主要依靠抓俘虏和化装深入敌后侦察两个办法。江拥辉回忆说：朝鲜战场与在国内不一样，地理、民情不熟，又难得派人打入敌人内部，因此除朝鲜人民军提供一些情况外，主要依靠抓俘了解敌情。
第二次战役，三十八军为歼灭德川地区南朝鲜第七师，战前组织了周密、细致的对敌侦察，准确判明了当面敌人的部署和结合部，以一一二师、一一三师从南朝鲜第七师的两翼穿插包抄，以一一四师正面冲击，将南朝鲜第七师合围歼灭。战斗发起前，三十八军侦察科副科长张魁印，带领军直属侦察连、一一三师侦察连及两个工兵排组成的侦察分队，配备英语、朝语翻译，隐蔽深入敌后，炸毁武陵里公路桥，击毁、截获敌军汽车40多辆，封闭了敌南逃北援的通道，为围歼南朝鲜第七师立下头功。1960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将破袭武陵桥拍成电影《奇袭》，成为描写志愿军侦察作战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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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四、五次战役前，志愿军司令部均对侦察情报工作作了严格、具体的部署，各一线部队深入细致地查明敌情，做到了知己知彼，为顺利达成战役目的打下了坚实的情报基础。着名的长津湖战役中，志愿军第九兵团正是凭借对敌兵力部署的准确掌握，穿插迂回完成了对美军的分割包围，创造了全歼美军一个整团的纪录。
攻岛作战清剿敌特据点
1951年11月5日至12月1日，志愿军第五十军在空军配合下，对鸭绿江口至清川江口之间的沿海岛屿，连续发动4次攻岛作战，一举攻占了大、小和岛等14个岛屿。
据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着的《抗美援朝战争史》记载，发动此次战役的主要考虑之一，就是肃清敌人的“特工据点”。当时，在鸭绿江口至清川江口之间的沿海岛屿上，驻扎着代号“白马部队”和“平北联队”的匪特武装，他们配合美国和南朝鲜陆海空军情报人员，专门搜集中朝双方的军事情报，运用雷达、监听和对空侦察设备监控中朝两军动向，不断派遣匪特假扮军人、官员、僧人等，潜入朝鲜北部西海岸地区进行破坏活动。这些岛屿上的“特工据点”处于中朝后方沿海，如芒刺在背，对两军构成严重威胁。大、小和岛战役共歼灭武装匪特570余人，彻底摧毁了敌人的情报基地，拔掉了敌人的千里眼和顺风耳，情报价值不言而喻。
对于此次战役的军事意义，《抗美援朝战争史》评价：“这次攻岛作战，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唯一一次陆空联合作战，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陆空联合作战和人民空军第一次多机种协同作战，其经验教训对人民解放军后来的联合作战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次战役的谈判价值也不容小视。停战谈判中，朝中方面提出，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应于停战协议签字后5天内，以军事分界线为界，从对方后方的岛屿和海面上撤走。美韩非但拒不接受，反而荒谬地提出以其所占岛屿换取开城。大、小和岛战役的胜利，使美韩失去了讨价还价的筹码，有力配合了谈判斗争。
反特肃谍确保后方安全
1952年10月，“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组织草拟了以正面进攻、联合登陆、轰炸东三省为重点的大规模陆海空军作战计划，妄图从我侧后方实施大规模登陆突击，重演“仁川登陆”。为此，美军举行了密集的、规模不等的登陆演习。
为应对美军登陆作战，志愿军于1952年12月至1953年4月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反登陆作战准备。在这场登陆与反登陆作战准备的背后，一场侦察与反侦察、渗透与反渗透、破袭与反破袭的情报战悄然但激烈地展开了。
为策应、配合登陆作战，“联合国军”进一步强化了对朝中两军后方的侦察力度，重点刺探正面进攻和后方空降所需各类情报。从1952年11月起，“联合国军”开始以空中投送、海岸登陆、陆地潜入等方式，派遣大批特务刺探、袭扰。南朝鲜特种部队以小组、分队的形式深入朝中后方腹地，假扮成人民军或志愿军，公然进村入户，帮助老百姓打水、扫地、种田，有的特遣分队居然还吹起了起床号和熄灯号，早出操，晚点名，迷惑了很多当地的北朝鲜百姓。在潜伏特工的配合下，这些特遣分队重点侦察中朝两军部队、装备、各级指挥员的详细情况，策反、绑架、暗杀我方人员。核查我军政机关、交通枢纽、重要仓库等，伺机爆破或引导敌机轰炸。查明美韩被俘人员关押地点，伺机营救。搜集气象、地形、水文等各种情报，配合登陆准备。据不完全统计，1952年12月至1953年2月，美韩共派遣82批近1000人，其中一次性派遣30到100人的就有4起。
面对严峻的谍情，朝中联合司令部于1953年2月17日发出了关于清剿匪特的指示，要求志愿军和人民军后方动用一切武装力量，划分责任区域，组织“全面性的彻底清剿”。朝鲜党和政府则在北部整个地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间谍斗争月。仅3月1日至10日，就抓捕匪特66名、可疑分子653名，缴获大量物资、装备。此次反特清谍行动，粉碎了敌人谍战攻势，肃清了谍患，巩固了后方，有力配合了反登陆作战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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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曾在1946年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到国际、国内形势时，提出了一个着名的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7年后，毛泽东这一论断的英明正确，在抗美援朝惊心动魄的情报战中得到了印证。美国号称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报系统，但在新中国面前，不过是个“纸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