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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巳,高后崩,遗诏赐诸侯王各千金,将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赐金。大赦天下。以吕王产为相国,以吕禄女为帝后。

——《史记·吕太后本纪》

高后八年(前180年)三月中旬,吕后在举行完除灾求福的祓祭后,在回宫途中路过轵道亭时,年事已高又疲劳过度的吕后,恍惚间突然看到一条黑狗一样的东西猛冲过来,一头便撞到了她的腋下,但转瞬之间便又消失不见。

吕后被吓了一跳,连忙转头四顾,然而周围的侍从和护卫却全都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吕后感到奇怪,询问周围的侍从和护卫是否看到了什么,众人却都摇头表示没有看到。

事后,吕后腋下受伤患病,预感到不妙的她,命人进行占卜,卜者声称这是赵王刘如意的鬼魂作祟,吕后闻言大惊,让卜者设法化解,然而始终没有成效。

吕后本就年事已高,加上身体一直不太好,自此之后更是时常感到腋下疼痛。为了确保吕氏家族能够经久不衰,自知时日无多的吕后,开始加快步伐,巩固吕氏家族现有的权力。

四月,吕后认为外孙女鲁王张偃太过年幼,而且父母皆已经去世,孤单势弱,一旦自己百年之后,恐怕难以守住封国,于是封张敖妾室所生的张侈和张寿分别为新都侯和乐昌侯,用以辅佐鲁王张偃。又封中大谒者张释为建陵侯,以奖赏他此前劝大臣们立诸吕为王的功劳。同时,封侄子吕荣为祝兹侯,甚至将宫中担任令和丞的宦官也都尽皆封为了关内侯,食邑各五百户,以加强吕氏对京城和关中的掌控。

此后数月,吕后病体日渐沉重,到七月中旬时,病情已经极为严重。吕后明白,权力交接之际,往往是最为凶险的时刻,尤其是自己这么多年的强势统治,势必得罪了不少朝中大臣和刘姓诸侯王,为了避免自己死后天下生变,吕后将吕禄、吕产等人召入宫中。

诸吕入宫之后,吕后关切的交代他们道,“高帝平定天下后,曾和大臣们立下誓约,说:‘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现在吕家的人被封为王,肯定有大臣心中不平。”

见吕禄、吕产等人纷纷点头应是,吕后这才继续说道,“我会任命吕禄和吕产分别统领南北两军,你们一定要牢牢掌控兵权,守住京城皇宫,千万不要离京为我送丧,以免京城生变。”

数日后,吕后下诏任命赵王吕禄为上将军,统领北军,以吕王吕产统领南军,从而将京城兵力牢牢掌控在了吕氏手中。

高后八年(前180年)八月一日,太后吕雉去世,遗诏大赦天下,以吕王吕产为相国,以吕禄的女儿为皇后,并赐给每个诸侯王黄金千斤,将、相、彻侯、郎、吏等按位次赐给黄金。

西汉帝后合葬,采用“同茔不同穴”,即埋在同一墓地,但却各自起坟,而且绝大多数皇后都是单独修建陵园,只有长陵是帝后共用一个陵园。实际上,吕后生前便在长陵园为自己修建了陵墓,其陵位于刘邦陵墓东南二百米处,形制与高祖刘邦几乎一模一样。

吕后虽未称帝,但却先后执政长达十五载,乃是刘邦之后西汉的第二位实际统治者,这也是太史公司马迁将其列入“本纪”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纵观其执政生涯,吕后是政治斗争强于治国能力的典型代表,尤其是在处理南越问题上,吕后的处理堪称失败。

先秦时期,东南沿海一带和岭南地区百越杂居,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调集五十万大军,兵分五路攻打百越,然而除了攻向东南地区的秦军于同年攻占东瓯和闽越地区外,其余四路攻打岭南的军队皆因山高路险、河道纵横,后勤补给困难,以及两广地区百越各部的顽强抵抗而损失惨重。

越人在首领译吁宋的率领下,顽强抵抗了秦军的进攻,纵使越人在军队数量和武器装备方面皆不如秦军,但却利用地形给秦军造成了极大伤亡。在译吁宋死后,新任首领桀骏甚至率领越人对秦军发动了反攻,直接导致秦军“伏尸流血数十万”,就连秦军主帅屠睢也在越人的夜袭中被杀。

在越人的顽强抵抗之下,秦军“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惶恐不可终日,以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由于进攻不利、主帅被杀,秦军在付出近三十万人的代价后,仅剩的十万秦军被迫退回两广北部边界一带。秦军虽撤,但两广百姓经此一战,人口也锐减一半左右,无力对秦军展开追击。

秦始皇得知前线战败后,认为秦军战败非战力不足,主要是因为补给线太长的缘故,遂调派军民开凿灵渠,并在灵渠建成后再次调集十万军队,任命任嚣为主将、赵佗为副将,与北撤后的十万军队秦军合军,对岭南越人发动了第二次进攻。

由于越人第一次战争中损失极为惨重,面对秦军再度发动的进攻,已经无力抵抗,秦军最终攻克岭南全境,于该地设置南海、桂林、象郡等三郡。

攻占岭南后,为了巩固对岭南的统治,加强对越人的管理,秦始皇对该地区实行军事管制性的戍守政策,任命任嚣为南海尉,赐予其专断之权,对岭南地区实行军事管制,并在岭南西北方的交通孔道上建筑城堡,驻扎重兵,以防越人北窜。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爆发,此后起义规模迅速扩大,由于叛军主力几乎全部集中于黄河以南的楚地,岭南地区与朝廷的联系被完全切断。在秦律的约束下,岭南秦军在无法接到诏令的情况下,根本不敢擅离职守回援。

秦二世二年(前208年),任嚣病重。在秦朝已经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任嚣将赵佗召到面前,告诉他“番禺负山险阻,南北东西数千里……可以立国”,并当即颁布任命文书,让赵佗代行南海郡职务。于是,赵佗封关、绝道,在北部筑起三道防线,聚兵自守。

秦末中原大乱之际,桂林郡、象郡的一些越人部族亦纷纷独立,不再接受南海郡的节制。从汉元年(前206年)开始,赵佗通过武力镇压的方式,重新将岭南三郡纳入统治。之后,在当地士民拥戴下,赵佗建立了以番禺为王都,统辖北至南岭、西至夜郎、南至南海、东至闽越等大片区域,占地千里的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

西汉立国之后,刘邦推行郡国并行制,封吴芮为长沙王,除了将长沙郡封给吴芮外,刘邦甚至将赵佗占据的南海、桂林、象郡三郡也一并封给了吴芮,不承认南海、桂林、象郡三郡为赵佗所有,此举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完整,不愿承认南越立国的事实;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牵制长沙王吴芮,但此举也导致长沙与南越之间时有军事摩擦。

直到汉十一年(前196年),刘邦因自己年事已高,再加上迫于形势不得不承认赵佗的南越国。为了避免自己百年之后双方爆发更大规模的冲突,刘邦派大夫陆贾出使南越,决定赐封赵佗为南越王。

赵佗在陆贾的劝说下,接受了朝廷赐给他的南越王印绶,臣服于汉朝。此后,南越国和汉朝互派使者,互相通市,使得朝廷以较为和平的方式化解了南越危机。

不过,南越虽然表面上是汉朝的藩属国,但实际上一直比较独立,既不前往京城朝见,也不按时朝贡,甚至时常与西汉封国有边境冲突。

高后四年(前184年),在有司衙门的建议下,吕后为了打击南越的经济,削弱南越的战争能力,下令“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与牝”,禁止南越从汉朝购买铁器,所交易的马、牛、羊也只给雄性不给雌性。

此举直接导致南越与汉朝关系紧张,南越王赵佗一方面斥责吕后听信谗言,同时认为这是长沙王想要倚靠汉朝来吞并南越。

于是,赵佗宣布脱离汉朝,自立为南越武帝,并于次年正月出兵攻打长沙国边境,一连攻陷数县,汉朝与南越关系就此破裂。

长沙国难以抵御南越的进攻,只好向朝廷求援。高后七年(前181年),吕后派隆虑侯周灶率兵讨伐南越,周灶率兵抵达前线时,由于正逢夏天,士兵多因水土不服感染瘟疫,军队甚至没能翻越五岭便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直到一年多后,由于吕后崩逝,朝廷这才下令罢兵。

南越武帝赵佗凭借着这次取胜,不仅获得了巨大的声望,而且掠夺了大量财物,他以这些财物贿赂闽粤地区与瓯骆西部,将其纳为役属,从而使得南越占据了长沙国、吴国以南全部地区,拥有了足以割地自立,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实力。

当然,也并非说吕后执政期间毫无作为,她的执政能力固然无法与历史上那些着名的有为君主相提并论,但至少算是位合格的守成之主,不仅为西汉初期的稳定做出了贡献,也为后来的“文景之治”打下了基础。

在治国方略上,吕后延续了刘邦的“无为而治”,采取“与民休息”的国策,在用人层面也基本遵循了刘邦的建议。不过,“无为而治”并不代表无所事事,吕后还是采取了一定措施来刺激农业和经济发展,例如在惠帝四年(前191年),吕后诏令各郡国举荐百姓中孝顺爱家、勤恳务农但却流离失所之人,赐给他们土地使其耕种兴家,同时又以免除徭役为优惠措施,鼓励百姓从事生产,并将土地税赋降为了“十五税一”。

同时,吕后一定程度放宽了经商政策。刘邦统治后期,为了恢复农业,确保国家粮食产出,曾下达抑商法令,惩治不法商人,通过严禁商人穿着丝衣、乘车和收取重税等方式,控制经商人数。

不过,随着国家的稳定,这种严格限制的政策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于是吕后下令“复驰商贾之律”,解除了商人的经济负担和对商人的歧视,虽然朝廷仍然严禁商人子孙入朝为官,但此举还是使商人的积极性得到了一定提升,汉朝的商业开始呈现出复兴趋势。

此外,吕后在下令修建长安城时,还专门修建了西市,使得长安逐渐成为汉朝经济活动中心,为后来长安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此外,吕后还分别在高后二年(前186年)和六年(前182年)发行“八铢钱”和“五分钱”,运用国家权力对货币经济进行管理调控,对稳定币值、平衡物价和促进商品流通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社会层面,吕后对《汉律》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删除和减轻了较为严酷的刑罚,例如高后元年(前187年),吕后诏令“除三族罪,妖言令”,并颁布赎罪法。所谓“三族罪”便是指一人犯罪、株连三族,而“妖言令”便是指一旦某地区有妖言出现,周围一定范围内的人都要被处死的残酷法令。

秦朝时期,秦始皇曾在“焚诗书”事件后颁布“挟书令”,对民间敢于私藏《诗》《书》和百家书籍者予以族诛,吕后则于惠帝四年(前191年)下诏废除了“挟书令”,并鼓励民间藏书,这使得长期受到压抑的各种思想和文化艺术得以迅速发展。

除此之外,吕后还对汉长安城进行了营建。刘邦在位时虽然已经迁都长安,但由于当时民生凋敝,人力财力有限,因此只是在秦代旧宫的基础上修建了长乐宫和未央宫,并围绕两宫修建了武库、北宫、大市等基础建筑。

吕后执政以后,随着西汉统治的稳固,这才再度开始营建长安城,惠帝元年(前194年)开始营建长安城城墙,其中仅惠帝三年(前192年)便从长安周边六百里内征召了十四万人参与修筑,甚至大量征用了妇女,此后直到汉惠帝六年(前189年)才修筑完成,而随着长安城城墙修筑的完成,长安城的整体布局也基本得以确定,这为此后长安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不过,同样限于西汉初年的财力人力,此后吕后除了营建西市等少量必要建筑之外,并未进行大规模的宫室营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