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呆呆的看着二叔离去的背影。再看看父亲。父亲又瞪了我一眼。在转身进屋之前哼了一句:“你二叔也是个可怜人。”父亲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母亲和大都一脸茫然的看向我。我摊摊手表示什么都不知道。不敢说啊，虽然听得不太明白，但也听出来点二叔年轻时受了不少苦。
牛湘知道了我要离开这里去京城，鼻涕眼泪流一脸，我也一样抱着他，在他肩膀来回蹭着，最后他问了父亲调去的单位，转身走了，我问他干嘛去，他说要他父亲也调过去。我拦也拦不住，看着他大步向前的样子，也不劝他，我只是真的舍不得离开这里。舍不得离开他啊。
中午孙秀阿姨和李叔来了。(老是直呼其名不太礼貌)李叔今天没有穿军装，也是穿了一身工服。他们问了父母亲准备的情况。母亲有些不好意思地问道:“孙姐，咱老胡的调令是那边的街道企业。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听说街道企业的工资很低啊，那边的物价好像也不便宜。”李叔笑了，把孙秀阿姨的调令拿给了母亲看。同一家街道企业。母亲说:“孙姐，家属工也有调令吗？”孙秀阿姨一愣也笑了说:“小张，调令只是个形式，方便我出行而已，说是街道企业，只不过是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做的幌子而已，工资肯定老胡现在拿的高，我拿调令怎么了，怎么的我也是三八服务生产队队长吧，这是你的调令。”母亲一喜:“怎么？我也有调令，”母亲拿起调令一看哈哈笑了起来，拍了拍父亲说:“咱俩是同志了，你工作了十几年，现在我们成一个厂的同志。”母亲含着眼泪说着笑着大家都笑了，正说着谢叔也过来了，提了些糕点过来说是让我们路上吃。又拿了一个纸封给父亲，父亲坚决不收。两人推送了好一会，谢叔见父亲坚持不收只好作罢。父亲将家里剩的柴米油盐都给谢叔家抬了过去。反正这些东西到了那边儿都得重新置办。谢叔问起父亲我们如何进京，父亲说是要先去重庆，再坐火车，我从未坐过火车，内心无比期待。谢叔说:“现在好多了，以前还要从重庆坐船到汉口，再从汉口坐火车到京城。要10来天啊，人坐到京里骨头都散了。”父亲说:“听说从重庆走也要三四天才到，火车上的人多得要死。吃个东西上个厕所都特别不方便。我们大老爷们儿还好说。就是大丫和他妈，还有孙大姐有点儿麻烦。只能尽量少吃东西。少上厕所。”
“是啊，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谢叔也感慨了下。李叔大大咧咧地说:“这有什么，到时我和老胡开路，她们妇女同志加小同志，就在我们后面，那不是所向披靡哈哈。”孙秀阿姨红着脸捶了李叔几下。大丫听说上个厕所如同上战场，已经在打退堂鼓了。拉着母亲轻声的说:“母亲，我们不坐火车不行吗？比方说赶辆马车，走一路歇一会，不就没那么麻烦了吗？”大人们都笑了。谢叔说:“古时候交通不发达，进京赶考的书生要提前半年准备钱和粮食，这叫做进京赶考，半年后才能赶到京城，一路上又是天灾又是人祸不知死了多少。”我是既想坐火车，又想坐马车，但听谢叔这么说，还是打消了坐马车的念头。母亲露出不好意思笑容说道:“本想着明早就出发，家里东西都收起来了，忘了晚饭还没吃。”父亲一拍脑袋也是不好意思的看向了谢叔。谢叔哈哈大笑，李叔和孙秀阿姨也笑了。最后大家在谢叔家忙上忙下的做了一顿丰盛晚餐。谢叔还把自己藏了好长时间的酒也拿了出来。说正好趁梁姨不在，可以多喝几口。一夜无话。
大清早，天边才起了一线鱼肚白，接我们的车就到岔路口了，李叔和孙秀阿姨也到我们家门口，只见我们四人大包小包的，人人都背着包东西，比逃难的还像逃难的，他们二人赶忙上前从我们手里接过包裹，来到一辆解放牌军用大卡车，父亲和李叔，还有我也主动的坐在车后兜里，李叔向我竖起大拇指，夸我是个小男子汉，母亲和孙阿姨带着大丫坐在驾驶室里挤着，开车的是一个年轻军人。一路的颠簸。把我甩来甩去。在父亲和李叔的帮忙扶着，我在车后头都吐了两回。就在我觉得生不如死的时候，车到了县城。县城的路好了许多。我还是晕晕沉沉的，车开到了火车站，我一下车根本站不稳，立刻跪在地上，父亲一把将我扶起，然后我的眼里看到无数和我们一样的人，个个背着大包小包，拖儿带女的匆匆赶往火车候车站里，车站里的工作人员，手持着大喇叭小喇叭指挥着众人，排着无尾的长队。今天李叔和孙秀阿姨都穿上了绿色军装，红红的领肩和红五星的军帽，在人群里格外显眼。司机停好车后，下车向李叔警了个礼，将一份什么东西交给了他。李叔回了个礼交代了几句，车就开走了，无数人看着我们是被军车送过来的。露出了羡慕嫉妒的目光，李叔拉着孙阿姨，父亲拉着母亲和我，母亲拉着大丫，浩浩荡荡的冲向检票口。李叔将手里面的东西，递给了一个胖胖的女检票员，女检票员仔细看了看。在李叔的挨个指指点点下，不情不愿的将我们六个人，从检票口放进去了。检票口处一阵骚动，检票员大吼一声:“你们有县政府开的证明吗？你们谁有都可以先走，没有的话都给老娘闭嘴。”顿时检票口鸦雀无声。我们进到火车站，还以为自己是优先进去的一群人，谁知道开有各种证明和走后门的人不少，早已在站台上站满了人。火车还没有进站，站台上已经是人声鼎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