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兵退走的原因很多，肯定有种师道判断的后路不稳的情况存在。东路金军南下，从河北过去的宋辽边界，几乎是一条线打过来的，邢州、相州，然后就是几个黄河北岸的州县，占据这些城池，充其量只能守住后路，连控制都谈不上，因为主力在前线，留下的部分守军，连城外都不可能控制，更何况附近州县虎视眈眈，这是地利，稍有不慎后路就会被切断。
还有天时，春分时节，黄河涨水，如果此时不过河，浮桥可能被冲垮。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种师道可能都没想到，那就是气候环境问题。李慢侯曾经注意到两次金军南下的时间，发现都是从农历十月开始。第一次还能说是巧合，第二次就一定是预谋的。原因很可能是，生长在苦寒的黑龙江流域的金兵，无法适应黄河流域的夏日，这些人到了大连都觉得是到热带了，更何况到了开封呢。不适应可不仅仅是流流汗的问题，数万人，在野外扎营，那是要得病的，军队一旦得病，那就是疫病，往往比战斗本身更可怕。金兵统帅斡离不匆匆撤军，很快军中已经出现了疫病的苗头。
最后是人和。史料记载，金兵南下是在刚刚灭了辽国之后，就迫不及待的进攻北宋了，理由是北宋收纳了辽国叛将张觉。这确实是一个理由，但这理由并不充分。北宋确实收纳了张觉，在金国抗议后，先是找了一个跟张觉想象的人砍了脑袋送给金国，金国发现后质问，北宋又真的将张觉的人头送给了金国。如果以这种理由，那就不用等北宋送完人头了。反倒是因为砍了降臣的脑袋，导致后来在燕云一带投降宋国，并帮助宋国守城的辽国降将，比如郭药师等人纷纷投降，他们认为金国要张觉北宋就给张觉，金国要他们的脑袋，宋国也会给。张觉事件，让北宋失去了收复的燕云地区汉人的人心。所以金兵才能一路南下，势如破竹。
可现在形势逆转，金国军队此时进入了宋国腹地，这里的人心向背是倾向北宋朝廷的。而且金国急于南下的原因，李慢侯曾经怀疑过，他不认为这是金国急于灭亡北宋的野心。金国不是中原王朝，并没有大一统的观念，否则他们就不会冒险孤军深入直逼开封，而是逐步蚕食，步步为营，更不会打下开封，俘虏了两个北宋皇帝后，反而立张邦昌做傀儡皇帝，而不是直接统治。带着这些怀疑，李慢侯在史料的缝隙里找到了这样不相关的两件事。
在金兵没有攻宋之前，他们一直在大同以北的辽国作战。金国是一个从游猎部落冒起的军事国家，行政、经济都极其落后，他们在辽国西部作战，不可能拥有从东北运输物资到蒙古草原的能力，他们也没有这种传统和习惯，游牧军队作战，从来是就地征粮。但辽国北方草原地区，显然不可能有丰富的粮食产出，游牧的作业模式，让牧民很容易躲避，辽阔的草原，让他们很容易隐藏。因此金国大军想要持续在草原作战，依靠劫掠是十分困难的。因此金国军队的粮草供应，一定十分紧张。
另外金国崛起太猛，短短几年间，就灭掉了辽国的五个都城。金国是游猎部落崛起，辽国却是一个已经跟北宋和平共处了两百年，十分汉化的封建王朝。在长城以南的农耕区，辽国的行政制度，几乎完全效仿北宋制定。金国吞并辽国，是不可能一下子拥有统治这样一个复杂的农牧并重的帝国的经验的，他们开始也低估了统治的难度，费尽力气在辽国推行金国军事部落习惯形成的猛安谋克制。这肯定会出现严重的文化冲突和经济混乱。
其次，金国以小国吞大国。尽管军事上可以做到，但经济上却很难支撑。金国所在的东北地区，别说比北宋了，比过去的辽国，都是野蛮落后地区。因此根本不可能靠本国财政支持灭辽的军事开支，只能让军队自筹。军队自筹的恶果就是，辽国人肯定会反抗。契丹人的反抗是很麻烦的，因为辽国分南北两块，北部是游牧区域，游牧的契丹人在草原上跟金兵纠缠，这些游猎军队，未必玩的过游牧民，即便能打的过，也会陷入麻烦的游击战。
因此灭辽后，金国必然有这样的困境。一方面无法支持骄兵悍将的军饷，继续让他们劫掠，则占领的辽国统治区很难安定，中原王朝统一之后，往往还会减免税负，金国别说减免了，不劫掠自己的军队都要崩溃。
此时面临的选择就是，要么在占领的辽国统治区抢劫，激起永无止境的反抗，要么南下去抢更肥的北宋。所以金军才会刚刚灭辽后急于南下，说他们想立刻吞并北宋不合逻辑，他们连吞并辽国都困难重重。
带着这些怀疑和猜测，李慢侯先后找到两个记载印证了自己的怀疑，在金国人抓住辽国末代皇帝前，两次出使北宋，都是要财物的，一次是要求北宋转交燕云地区的租税，根据童贯跟金国的协议，由于童贯没能攻下这些辽国土地，金兵攻下后，童贯给了巨额贿赂，并且许诺这些地区的租税，以后都交给金国，因此金国前来讨要；第二次，是催要粮食。辽国灭亡前，北宋派出使臣赵良嗣去商谈将金国攻占的辽国土地中，本应该是宋军攻占的交回给宋国。金国向赵良嗣借粮，赵良嗣同意借二十万担。可金国人来要的时候，北宋官员却说赵良嗣口头承诺，他们没有纸面凭据，不能给。
第二次借粮，已经是张觉事件之后。两次索要财物，甚至金国同意童贯花钱买城等举动，反面印证了金国财政困难。所以他们灭辽后立刻攻宋，就不难理解了。
很显然，攻打辽国的时候，金国都不可能运输粮食，攻打北宋，当然也是就地征粮了。就像当年契丹人的打草谷。金军围困开封，周边百姓肯定就是最好的劫掠目标。在金兵占领的黄河两岸州县，必然是重灾区。老百姓没饭吃了，连北宋的反都要造，更何况是这些不但抢粮食让他们没饭吃，很可能还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游猎时代军队。
后来金兵退走后，河北地区高达百万的自发组织起来的义兵，其实就是因此而产生的。
这些义军就是最大的人和。
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种师道认定，出击金军肯定能取胜。即便失去了精锐骑兵，但金军后方河北义兵骚扰着，前方西军主力追逐着，这只孤军深入的金国大军不可能全身而退。
种师道的建议，也有部分文官支持。比如带着勤王军从淮北赶到开封的张叔夜，张叔夜作为一个文官，可以算是少有的有军事经验的，至少他的军事经验比李纲丰富的多，连童贯都未必比得上他，因为当年纵横京东的宋江起义，就是被张叔夜消灭的。张叔夜请求带领骑兵抢先过河，绕到金兵背后，切断金兵退路，配合种师道的西军主力歼灭金军。结果不但没被接受，反而被调到江南做官去了。
种师道见他正确的建议不被接受，强行向皇帝谏言，皇帝此时还在惊惧，坚决不同意。
结果种师道这个武将毕竟脾气直，当面发怒，斥责“他日必为国患”，这句话说的太重了，既可能指的是金兵他日会成为大宋祸患，也可能指的是宋钦宗成为国家祸患，总之宋钦宗听后很生气，将种师道罢免了。夺了他的军权，让他看守太一宫去了。
就在这种情况下，金军从容过河，退往河北。
朝堂斗争就这样以主和派胜利了？没那么简单！
当金兵越来越远，朝堂的风向又开始改变。
金兵在城外的时候，惶恐不安的大臣们激烈主和，金兵开始撤退的时候，担心招惹麻烦的大臣们拒绝追击，可当金兵越来越远，危险越来越远的时候，大臣们似乎想起了勇气，关键是他们突然想起了祖宗。
金兵要钱的时候，他们连皇帝宗庙历代皇帝塑像上的金箔都能刮下来，现在他们想起了祖宗社稷，告诉宋钦宗说，不行啊，不能割让三镇啊，保州、定州归属于中山府，你老赵家的祖坟可就在这里啊（在保定）。
搬出祖宗牌位后，宋钦宗能说半个不字吗？而且他自己也改变主意了，就像当时他坚定主张出击，得不到种师道的赞同，甚至秘密让姚仲平去劫营一样，他改变主意，主要就是受文官团体影响。
他的问题，主要是没有主见。自幼长在勾心斗角的深宫，惶惶不可终日，小心谨慎惯了。突然一日让他当了皇帝，他几乎不可能立刻变成一个有决断力的人。能鼓起勇气主战，其实已经难能可贵，经历挫折后让他很快恢复过来，几乎不可能。
在这一点上，李慢侯多少有些理解宋钦宗，甚至同情他。李慢侯自己在蔡府的经历，不也时而沮丧，时而兴奋。兴奋的时候，可以狂放的去强吻公主，沮丧的时候，甚至连逃跑的斗志都提不起。人就是这样，每一个果敢勇毅的豪杰，都是在一次次失败中磨砺出来的。
所以当危险远去，再次开始高谈阔论，表现自己气节的文官们，很快就再次把宋钦宗带偏了。
金军过河的时候，种师道要求进攻，为了不想错失这难得进攻良机，种师道甚至忍不住顶撞皇帝。但金军过河之后，皇帝恢复了勇气，此时却已经没有机会了。
此时主战派已经开始行动起来，李纲命令部队过河追击，有的大臣扣押金国使臣，暗送消息给西路金军中的辽国降臣耶律余睹，要他反叛，跟太原军民内外夹攻，解除太原之围。
刚刚因为受到斡离不东路军已经跟北宋达成和议，太原被割让给金国的西路统帅粘罕已经停止攻城，结果发现宋朝根本没诚意，于是再次攻击太原。
皇帝此时也被架在了“祖宗之地不可弃，祖陵不能丢”等绝对正义的位置上下不来，除了继续开战，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但皇帝跟种师道闹翻了，不想用种师道，却又没有可用之人。
主战派御史许翰建议皇帝，还是得用种师道。皇帝却说，种师道老了，难用。许翰请求去种师道看守的宫殿见一见种师道，皇帝同意了。
许翰隔着宫殿大门跟种师道对话，请求种师道不要因为他年轻而不给他建议，询问退敌的方法。种师道告诉他，只要分兵结营，控守要地，使敌人粮道不通，坐以持久，敌人可破。说白了，就是已经没办法歼灭他们了，只能困守，让他们自己败退。
种师道通过跟金军交手的经验明白，西军主要是步兵，而且擅长的是山地作战，这是长期跟西夏作战积累的宝贵经验。可是缺乏骑兵战斗的经验，跟金兵在开阔地带进行野战，打也打不过，逃又逃不走。
姚仲平劫营失败，就是一个发生在眼前的战例。除了姚仲平，在太原保卫战中，另一只西军，由西军将门折可求、刘光世带领共计四万人前去救援太原，在太原城外的汾河北岸被金军击败，损失一万多人后溃散。
这些教训都说明，即便是西军，野战也完全不是金兵的对手。所以种师道才提出，要稳扎稳打，控制要地，跟敌人持久消耗。
一听种师道说还能打赢，朝廷立刻就又拉出了种师道，把他派到河北去收拾残局。种师道经过考察发现，河北军队根本不能打，不管是地方湘军，还是临时拼凑的义军，根本就不能用，而且他认定金军退兵只是权宜之计，肯定还会打回来的。种师道建议，调集精兵，在沧州、卫州、孟州、滑州修筑防线，做好防守准备，做长期坚守的打算。
但朝廷主战派们现在兴致极高，充满热情，根本等不及这种疗效慢的作战方式。加上金军撤退真的是有不得已的理由，李纲派去追击的部队，很轻易就收复了相州、邢州等地，当然这些几乎都是被金兵主动放弃的，金兵看到宋军追来，斡离不跑的飞快。
这又给了北宋文臣一个金兵不堪一击的虚幻感觉，不断催促进兵。他们把种师道拉出来收拾残局，又不给他权力，一切决定，都由坐镇后方的朝廷文臣决定。他们派种师道的弟弟种师中带西军最后的精锐前去解救太原，种师中建议从相州、邢州，走上党，从侧后方袭击金兵。秦国时，秦兵在这一带跟赵兵打过长平之战，都是山地，不利于骑兵，因此胡服骑射的赵兵整个战争中几乎没见过骑兵有什么作为。可是朝廷重臣却觉得他们的方案比前线作战的将领更高明，要求种师中按照他们的计划，走井陉进入山西，跟姚古两路齐发，结果两路军没来得及汇合，种师中孤军被金兵包围，最后战死。
种师中战死后，主战派又怕了，主和派又成了主流。他们召回了种师道，希望皇帝派李纲前去河北督战。调回一个沙场宿将，派一个文臣去督战。不提这种做法有多么不合逻辑，结果就很滑稽，李纲拒绝了。李纲表示他不懂军事，其实是根本不想去，局势再次烂了，李纲已经彻底失望，他甚至认为让他去河北，完全是借刀杀人，种师中都战死了，他去还不知道怎么死呢。以李纲的性格，他不是怕死的人，这回是真的失望了。
李纲不去，就给了政敌借口，将他彻底赶出了朝廷，下放到地方任职，远远的打发去了江南。
召回种师道后，种师道认定金兵还会再次南下，而这一次，开封已经没有了西军保护，所有的西军没有按照种师道的建议，在沧州、滑州等要地驻防，构筑防线，而是被朝廷拆散派去河北收复失地，然后一股一股被分割吃掉，不是战死，就是溃散。
于是种师道建议，皇帝迁都，迁到陕西去，去京兆府（西安）躲避锋芒，以免西路金军攻下太原后南下，连西去的道路都切断了，到时候想去都去不了。但文臣反而认为种师道怯懦，坚决拒绝迁都。
接二连三的正确建议不被接受，一次一次错失良机，还被人斥责怯懦，弟弟战死，西军溃散，李纲这个不多的有主见的文官还被罢免，种师道此时的心情别人无法理解，冤屈的程度，恐怕不下于岳飞在大好局势下，接到朝廷十二道金牌命令撤兵的感觉。
他病了，病的合情合理，在这些令人作呕的文人舞弄权力的勾当刺激下，如果还不病，种师道这个七十六岁的老将就不是老人，而是铁人了。
这些滑稽戏李慢侯完全看在眼里，他一点都不想看，他都知道，可亲眼看到，他依然激愤的颤抖，一种无力感袭来。
他一直告诉自己，这些都不关他的事，用自私的理由试图让自己避开这些负担，试图像看史书一样见证历史，但当这些历史跟史书中一样重演时，他真的很难欺骗自己，完全保持一个中立者的视角。他忍不住去关心，忍不住去探听，最后忍不住的失望和愤愤。
之前，他在蔡京府的时候，抱着理想主义的态度，幻想过他的身份能引起北宋高层的注意，然后出谋划策，让他们避免灾祸。可亲身经历之后，他发现，神仙都救不了这群蠢货。
一个国家的灭亡，要么经济崩溃，死于无法承受的巨大灾害所引起的整体崩盘，比如汉末的黄巾起义，唐朝的黄巢起义，元末农民起义等等，都是王朝末期的整体大崩溃。要么是真的适逢其会，有更优秀，更有活力的国家兴起，取而代之。
北宋的灭亡，两者都不是。虽然北宋也是积弊甚深，可还没到崩溃的地步。宋江、方腊农民起义，原因也不是真的活不下去，宋江起义，是因为那几年黄河频繁改道，注入山东，形成了八百里水泊梁山，大量耕地被冲毁，农民破产导致的局部暴乱；方腊是种植园主，家里是经营漆园的，起义是因为官府勒索过度，朱勔在江南闹的天怒人怨，这是吏治腐败引起的阶层反抗，大面积的农业经济大崩盘条件还不具备，相反经济上始终充满活力。
女真人的建立的金国虽然如初兴的太阳，可还没有优秀到足以取代北宋的地步。金国人还在学着如何管理辽国这种半汉化的政权，学习如何管理农牧业社会，唯一的优势不过是军事优势。可恰巧在这一点上，北宋并不是不堪一击。恰好王安石变法遗留下来一只能战的西军，就好像北宋初年的宋军打不过辽国的契丹铁骑，防守城池却不成问题，西军野战也打不过金兵，可守城则不是问题。
有能战的军队，有优秀的将领，有胜利的良机，可他就是不用，你能有什么办法？
所以李慢侯真的很难受，恨其不争，他甚至认为，把一条狗放到宋钦宗的位置上，什么都不用干，局势都比现在要强。
可偏偏有的人放在不合适的位置，他能起的作用，就是连条狗都不如。这是宋钦宗的错吗？环境没给他成长的机会，可偏偏硬要让他承担责任，这是制度的缺陷！
无论如何，第一次开封保卫战结束了，暂时安全了。
李慢侯也忍受够了这时代的荒谬，他要去寻找他的路了。